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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头山遗址地表现存城墙和护城河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屈家文化时期城墙的北部豁口,遗址西部和西北部城墙外伸向护城河中的凸台,以及遗址西部、北部两条通过护城河的陆地通道,探明了遗址西部至东北部屈家岭文化时期护城河生土河床的起伏,揭示出挖护城河、筑城时的取土作业区遗迹。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对五常市香水河墓地进行发掘。墓葬48座、灰坑5个,出土陶器、铁器、铜器、银器、石器等遗物2余件。该墓地位于松花江-拉林河流域,属渤海国疆域的西界,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丧葬习俗等推断,墓葬的主体年代为渤海中期。11年对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的发掘,发现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址F17和被叠压其下的F18。F17室内面积169平方米,建筑过程包括在F18的基础上修整半地穴坑体、挖柱槽、立柱、夯打半地穴墙体、建造火塘和铺设居住面等,出有少量陶器、石器和兽骨。F18面积与F17相似,均指向聚落的中心广场。7~212年对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遗址的大型环壕,明确了该遗址为一处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龙山期大型聚落。聚落内部有居住区、墓地和手工业遗存。从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龙山期遗存属陶寺类型。这些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了重要。12年8月,在赫章县可乐墓地发掘了两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均属土着墓葬,时代大致为西汉前期至中期。其中,M373为"套头葬";M374的规模较大,形制较特殊。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器残件及各种装饰品等。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可乐墓地的文化内涵了新材料。7~212年发掘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中部偏东南区域,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居址,房屋成组分布,附近还有陶窑、窖穴、灰坑等。居址废弃后成了墓葬成组分布的龙山期墓地,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儿童瓮棺葬。墓葬均无随葬品。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遗存可分为龙山期早期和晚期。12年对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进行了试掘。在后阳湾了2座房址和5座墓葬,其中竖穴土坑墓2座、瓮棺葬3座。在呼家洼了1座房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本次试掘揭露的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等,为了解石峁城址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分期与年代等了重要依据。本文从秦汉陵墓的考古与研究成果出发,讨论陵寝制度与象征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问题。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陵寝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指陵侧出寝的建筑制度,多年来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秦汉陵墓实行独立陵园制度,对于陵园的象征有若都邑说、若宫城说;近年在此思路基础上,出现了将地下陪葬坑与秦汉帝国职架构比拟的新思路,这种思考还需要从理论与考古实践上进一步完善。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 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了重要。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失毕部落设置蒙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蒙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蒙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蒙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本文基于对淅川古民居的调查与研究,从地域、空间布局、构造、艺术等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在南北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下,并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本文旨在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郑州商都废弃原因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旧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以及郑州地区生态环境自身存在着的缺陷等,也应是都城废弃的一个重要因素。8年3月,为配合 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无锡市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丹江口库区鳖盖山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出2座战国墓葬和24座汉代墓葬,为研究江汉地区的古代文化了新的实物。殷墟出土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的时代涵盖殷墟期晚段至殷墟第四期,与代表典型殷墟文化的青铜器和大量普通陶器风格不同。从原料、技术、文化面貌等方面看,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与湖南湘江下游地区和江西赣江流域以吴城遗址为中心的地区紧密,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商代原始瓷可能来自南方。冥婚源于殉葬,出现时间当为春秋末期,随时代不同而称法各异,经考证,在唐太宗贞观至唐高宗显庆年间,才有了"冥婚"这种称呼,并延续至今。作为一种民俗,冥婚从起源就受到儒家的批判,但因其与人情有相契合之处,在后世虽然屡屡受到正统思想的反对,但却不能被湮灭。从魏晋直到唐代,冥婚流行于上层社会;宋元两代,风俗大变,火葬盛行,冥婚一度消歇。直到明清之后,才又死灰复燃。随研究视角的不同,冥婚或被视为凶礼,或被视为嘉礼;冥婚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 ,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